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文化价值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资料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能力,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zài)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yǐngxiǎng)。伏羲女娲图像秦汉时期兴盛于中原,魏晋(wèijìn)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tángdài)在新疆(xīnjiāng)大量出现的传播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wénhuà)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érqiě)在域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xīngqǐ)的以墓葬棺板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承上启下(chéngshàngqǐxià),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甘肃及(jí)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大量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集中(jízhōng)出现(chūxiàn)于魏晋时期,据不完全(wánquán)统计整个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fāxiàn)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chù)39幅(fú)(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5市10县(市、区)。其中,酒泉地区在肃州区(sùzhōuqū)、敦煌市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huà)(huà)像,其中,墓葬3处,出土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3窟3幅壁画。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1处墓葬发现灰陶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yóu)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且分布相对集中,在时间上基本是魏晋(wèijìn)时期(shíqī)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伏羲女娲塑像为主,现存塑像时代较晚(jiàowǎn);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huàxiàng)为主,并以墓葬(mùzàng)画像居多。尤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
二(èr)、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在中原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chuánbō)扩散,其(qí)分布几乎遍及祖国各地。甘肃以及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传统(chuántǒng)文化发展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nǚwā)画像(huàxiàng)共30幅,除莫高窟壁画(bìhuà)外,均为(wèi)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zhíguī)、女娲执矩,伏羲一侧(yīcè)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轮,轮中绘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足(zú)蛇尾形象(xíngxiàng);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huāwén)等。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tícái)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中原地区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域特点。
首先是(shì)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人首蛇尾(shéwěi)图像(túxiàng)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多为竖式长方形、两尾(liǎngwěi)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画面中左右相对,距离较远,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xiángyún)、瑞兽及花纹等图案,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冠,还有山形(shānxíng)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bǐmò)、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于中原画像石(huàxiàngshí)、画像砖,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画特色。
三、河西(héxī)地区伏羲女娲图像在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一(yī)度成为中原文化(wénhuà)传承发展的中心,也是甘肃、河西地域(dìyù)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因而具有(jùyǒu)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中华(zhōnghuá)传统丧葬文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shìsǐ)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几乎(jīhū)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人民生活相对(xiāngduì)安定,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dédào)传播和流传。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
其次,河西墓葬伏羲女娲画像艺术的兴盛正是(zhèngshì)中(zhōng)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zhèngquán)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一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zhōngxīn)。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永嘉之(zhī)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qíhòu)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gùcǐ)(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lùnzhě)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fāhuī)了重要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liǎng)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chuánrù)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就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的传统丧葬文化的兴盛,则(z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gānsù)地域文化的繁荣。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zhōngxīn)
河西魏晋墓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资料的文化价值
伏羲女娲为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其人龙合一的奇异形象和超凡卓群的神秘能力,与民族始祖的崇高地位相结合,在(zài)中华民族和民间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yǐngxiǎng)。伏羲女娲图像秦汉时期兴盛于中原,魏晋(wèijìn)时期盛行于甘肃,唐代(tángdài)在新疆(xīnjiāng)大量出现的传播轨迹,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wénhuà)传播的典型反映。表明丝绸之路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érqiě)在域内文化传播交流中也作用突出。其中,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兴起(xīngqǐ)的以墓葬棺板画和画像砖为主的伏羲女娲图像可谓独树一帜、承上启下(chéngshàngqǐxià),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河西地域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甘肃及(jí)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资料的分布
河西地区大量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集中(jízhōng)出现(chūxiàn)于魏晋时期,据不完全(wánquán)统计整个甘肃地区目前已经发现(fāxiàn)的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约19处(chù)39幅(fú)(尊),涉及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5市10县(市、区)。其中,酒泉地区在肃州区(sùzhōuqū)、敦煌市发现4处11幅伏羲女娲画(huà)(huà)像,其中,墓葬3处,出土画像砖画3幅,棺板画5幅;在莫高窟也有3窟3幅壁画。嘉峪关市区4处墓葬出土9幅画像,其中,棺板画8幅,麻布画1幅。张掖地区在高台县、民乐县5处墓葬中出土10幅画像,其中,壁画1幅,画像砖画4幅,棺板画5幅。武威地区仅在凉州区1处墓葬发现灰陶盆画像1幅。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的故里,有伏羲、女娲造像5处7尊。
由(yóu)上可知,甘肃地区已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市,且分布相对集中,在时间上基本是魏晋(wèijìn)时期(shíqī)的图像。其中,东部天水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图像以伏羲女娲塑像为主,现存塑像时代较晚(jiàowǎn);西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以画像(huàxiàng)为主,并以墓葬(mùzàng)画像居多。尤以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发现数量多,且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
二(èr)、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特点
秦汉以来,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以人首蛇身交尾为主体形象的画像在中原各地普遍流行,并开始向中原以外地区传播(chuánbō)扩散,其(qí)分布几乎遍及祖国各地。甘肃以及河西地区魏晋时期伏羲女娲画像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传统(chuántǒng)文化发展传播的体现。
河西地区的伏羲女娲(nǚwā)画像(huàxiàng)共30幅,除莫高窟壁画(bìhuà)外,均为(wèi)墓葬画像,材质以棺板画、画像砖为主。图像除个别为伏羲或女娲单人外,大多为伏羲女娲同时出现,画像也以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为主,画面一般都是伏羲执规(zhíguī)、女娲执矩,伏羲一侧(yīcè)绘日轮,轮中为乌,女娲一侧绘月轮,轮中绘蟾蜍。部分图像为伏羲女娲为人首兽足(zú)蛇尾形象(xíngxiàng);也有部分图像为伏羲执矩、女娲执规;日轮、月轮大多绘于胸腹部,少数绘于身侧或由手托举。除了以上主体要素外,画面周围往往配以祥云、瑞兽或花纹(huāwén)等。这些伏羲女娲画像的基本内容,包括墓葬中社会生活类、历史故事类、花纹图案类的艺术题材(tícái)等内容,多与汉代以来中原地区伏羲女娲的流行形象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域特点。
首先是(shì)伏羲女娲(fúxīnǚwā)人首蛇尾(shéwěi)图像(túxiàng)蛇尾长而直。与中原汉代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多为竖式长方形、两尾(liǎngwěi)多次交缠的图像不同,河西地区伏羲女娲画像大多绘于棺盖板内侧,画像多横向为长方形,伏羲女娲在画面中左右相对,距离较远,直长尾或弯曲度不大的蛇尾大多在底部相向接近或相交,配以祥云(xiángyún)、瑞兽及花纹等图案,两神宽衣薄带,飘逸灵动,犹如飞天。其次是伏羲画像中冠饰以头戴三尖冠为主。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伏羲画像冠饰种类较多,除三尖冠,还有山形(shānxíng)冠、进贤冠、尖顶冠、斜顶冠等。再次是画像及图案相对粗放。河西墓葬中的伏羲女娲画像在笔墨(bǐmò)、造型、图案、纹饰等方面相较于中原画像石(huàxiàngshí)、画像砖,显得画像、图案、笔触相对随意、粗放,具有浓厚的民间画特色。
三、河西(héxī)地区伏羲女娲图像在伏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一(yī)度成为中原文化(wénhuà)传承发展的中心,也是甘肃、河西地域(dìyù)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伏羲女娲画像从丧葬文化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繁荣,因而具有(jùyǒu)重要意义。
首先,河西墓葬艺术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中华(zhōnghuá)传统丧葬文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死(shìsǐ)如事生”是丧葬文化的核心。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fúxīnǚwā)图像几乎(jīhū)绝迹。而甘肃河西地区远离中原战火,人民生活相对(xiāngduì)安定,伏羲女娲信仰在这里得到(dédào)传播和流传。正好填补了中原这一丧葬文化的空白,成为魏晋时期传统文化中丧葬艺术的代表。
其次,河西墓葬伏羲女娲画像艺术的兴盛正是(zhèngshì)中(zhōng)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体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zhèngquán)因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和重文兴教而一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zhōngxīn)。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西晋永嘉之(zhī)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qíhòu)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gùcǐ)(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lùnzhě)也。”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传承性的丧葬文化在河西得到发扬光大。
再次,在魏晋时期中华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fāhuī)了重要的(de)传输交融作用。莫高窟3幅伏羲女娲画像(huàxiàng)的出现,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艺术两(liǎng)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女娲画像也随着丧葬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而传入(chuánrù)新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就有28幅之多,这些画像的内容、风格和基本形式与河西、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túxiàng)无异。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河西以伏羲女娲画像为代表的传统丧葬文化的兴盛,则(z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凉文化以及甘肃(gānsù)地域文化的繁荣。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zhōngx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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